辽砚历史
  说到辽砚的历史,一直为世人所关注。是源于大辽国砚,还是始于清王朝?是谁使久藏深山、寂寞万年的石头,成为制砚珍品而走进皇宫?又是何因使辽砚几度沉浮而名扬天下?我们只有走近历史,寻根溯源。
一切还要从一篇《制砚说》谈起。有文史佐证,这是清圣祖康熙皇帝所作:“盛京之东,砥石山麓,有石垒垒,质坚而润,色绿而莹,纹理灿然,握之则润液欲滴。有取作砺具者,朕见之以为良材也!命工度其大小方圆,悉准古式,制砚若干方。磨俞麋试之,远胜绿端,即旧坑诸名产亦弗能出其右。爱装以锦匣,胪之榧”。
由此可见,康熙皇帝是以怎样的喜悦盛赞他的发现。并有“取墨试磨”的结论,还有与绿端的比较,康熙皇帝万般感慨:“若此石终被埋没于荒烟而不一遇,岂不大可惜哉。”这真是千古奇缘,经亿年演变的制砚宝石只为康熙而遇。
那么本溪桥头所产的青紫云石又何以被通称为松花石?取材于本溪桥头石材所制作的砚,又何以被通称为松花砚?而这一切问号又都由一个人和一本书作了清晰的解答。这个人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名砚鉴赏家嵇若昕;他所著的一本书是《品埒端歙》,书中以权威的学术论证,以广泛的信息收集,以史实的广证博引,揭开了关于辽砚历史的神奇面纱。
  ——同属东北,两地产石制砚,一为松花江流域的吉林通化,一为辽宁本溪桥头。历史记载两地产石曾通称为松花石系列。因此,珍贵的辽宁本溪桥头石就这样被埋名于“龙兴之地东北松花石”的统称之下。对此,嵇若昕在书中作了多处论证:“清纪晓岚曾收藏一方绿色石砚,赠送者认为是‘端溪绿石’,纪晓岚以为是‘歙产’。一位马姓老砚工却告诉他:‘松花江新坑石也。松花江旧坑多颜,新坑不发墨,以其晚出,故赏鉴家多未知。’此处所谓之新坑,也许即是出产桥头石之坑”。“藏于故宫的乾隆朝松花石砚,以紫色石为数较多,绿色石中仅两方通体无横纹,这些砚之石盒,大多应是桥头石所制”。“由于清人未曾细分产于吉林的松花石与产于辽宁之桥头石,故此 处仍将归为一类,并通称为松花石……”
论此,我们清楚了,本应以产地冠名的辽宁本溪桥头石,就这样被遗失了。因之用统称为“松花石”所制的砚,自然也就被通称为松花砚了,辽砚的名字在清朝就这样被历史丢失了。
——张学良确立辽砚,冠名天下。我们感谢张学良将军,他让辽砚不再“隐名埋姓”,重见了天日。由本溪市档案馆所披露:“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几份档案资料,详细记录了辽砚在‘首都国货陈列馆’陈列和参加首届‘西湖博览会的情况。1929年张学良将军下令征集辽砚参展。张学良确定辽砚(而不再是松花砚)顺理成章。按传统约定俗成,砚名均以产地命名。如端石产于广东端州高要县的端溪,如此石制砚则称为端砚。歙石产地在歙州境内,皆取产地之名而命名歙砚。自幼熟悉、热爱文房四宝的张学良将军,对由家乡辽宁石所制的砚引为骄傲。他与蒙师白永祯合作绝句“关东山里奇宝开,蓝天红霞凝石材,能工巧匠雕辽砚,珍品独秀四宝斋。”由此可见,张学良对辽砚文化有着很深的造诣,他从石材上赞誉“蓝天红霞”的独家特色,从制砚品位上确定辽砚均由能工巧匠所雕制,视辽砚为珍品独秀。这应和了嵇若昕先生在《品埒端歙》一文中所论及的“产于东北的砚石,在清帝的眼中是无上的珍品,清圣祖与清高宗将之与端石或歙石同列,清圣祖甚至认为远胜绿端石砚,即使是端溪旧坑所产的端石砚,也不能出其右。《西清砚谱》为乾隆朝奉旨敕撰的书籍,将产自东北的御用砚石与端石和歙石并列……”1929年前,张学良正式为辽砚冠名,在西湖博览会上让世人见证了辽砚的风采,从此有了“南端北辽”的美誉。
张学良在为辽砚“正名”的时代,东北已失去了“龙兴之地”的恩宠,辽砚真正是凭着自身的高贵、独秀的品第,华山论剑,扬名天下。尔后几经战乱,辽砚几度沉浮,但总不为世人所弃。
——关于辽砚的历史,另有说法。一篇《话辽砚》的文章这样写道“辽砚之意不是辽宁砚台,而是辽代砚台,它因始产于辽代而得名。据说辽景宗时,北枢密院史兼北府宰相萧思温常为世代以骑射骁勇著称的契丹民族,少有像汉人那样精于文章者而感遗憾,更为汉人的文房四宝所吸引,能有代表自己民族特点的砚台成了他多年的愿望。一天,他去庙堂还愿,途经桥头镇的小黄柏峪,一眼就相中了那里的石料,带回去进行研究,果真符合制砚的标准。于是派人前去开采,采回石料经过精心选择,再由能工巧匠精雕细刻,很快十几方精美的砚台完成了。当他将这些砚台送进宫后,深得景宗皇帝和萧太后(萧思温之女)喜爱。景宗拿了一方龙凤砚爱不释手,反复品味、鉴赏,赞不绝口,索性将自己御案上的端砚换下,并欣然挥毫在砚台上题了‘大辽国砚’四个字,辽砚便从此得名。”(此段文稿为本溪档案馆提供)
——研究辽砚历史,应凭借当今的信息、史料。研究中,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传说,应该说即使是传说,也非空穴来风。大辽国砚与今天的辽砚有何历史渊源上的传承?大辽国砚是否有史实记载,这还要从辽宁的历史中印证。我们特别珍视最近出版的《中国辽砚》一书,它以最新的史实,最近的发现,最详实可靠的资料和论证,为我们对辽砚历史的研究推开了一扇门,提供了最具有学术性、权威性的佐证。我们感谢此书的主编王震先生,他从历史的延伸角度论证了辽代的砚和辽砚的历史,他把目光投向了辽宁久远的过去——远离中原的少数民族势力,趁机割据,称霸一方,在辽宁地区留下了许多痛楚的记忆。唐朝时,契丹族建辽;宋朝时,女真族建金;明朝时,满族建清。一些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在承袭中原文化的基础上,也按照自己固有的民族特色去倾力执政。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清圣祖爱新觉罗 玄烨(康熙),便是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不惜余力地汇集汉族杰出的有识之士和优秀的工匠,为各自的兴旺发展所用。作为文字书写、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的笔砚,在朝廷和他们所治之地便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由此可见,无论是古辽代还是今辽宁,都已有了砚文化的流传,使我们对辽砚产生的时限,就有了一个相 对客观的把握。
——何为辽代的砚?《中国辽砚》一书举列了珍贵的史料。2002年,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魏占魁先生编著的辽代文物丛书《辽砚》,通过发掘的辽墓中出土的陶砚、石砚、玉砚和银砚,再现了辽代文化所发展的痕迹,在书中“石砚”一节收录了出土于辽代的三方古石砚:龙凤套石砚、莲花鱼纹砚、凤字形砚。在河北省宣化发掘的九座辽代古墓发现了大量壁画。张文藻墓(辽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壁画中,桌面上画有文具一套,其中有一方唐代制式的箕形砚(又称凤制砚),并带有台座,两支笔立于笔架上。张匡正墓(辽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壁画中有“凤字砚”一方,砚置于雕有卷草花纹的台座上,砚池内有墨一块,笔两支立于笔架上。张世本墓(辽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 璧画中有书桌,桌上画有笔、墨、纸、砚。砚为“凤字形”,并带有镂空台座,这就是魏占魁先生所验证的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砚台的情况。由此可见,同为北方,谁能把古代的辽砚与今天的辽砚完全隔绝开来呢?谁能说二者就毫无脉系传承呢?这一切还有待于史料的挖掘考证。
——史实为现代辽砚“正名”。王震主编说得好,辽砚的历史,或是从史料记载寻找,或是由实物佐证,两者必须具备其一。感谢他查遍辽宁的史志,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现代辽砚的记载。《奉天通志》始修于1927年,印行于1934年,张学良将军任总裁。通志修辑馆长白永祯。此志虽修于1927年,但其原始史料均取之于前朝,可追溯至清乾隆、明、元代。《奉天通志》卷九十九礼俗志三器用篇载:“砚,盛京通志:本地石可为砚者,出平顶山及骆驼洞,然质滑。瓦可为砚者,出北镇庙,然性坚难磨。得辽阳东上石桥金星砺石,方可成器。”《奉天通志》卷一百二十物产志图矿物篇石属载:“紫石,产车夫屯之南山,李千户屯之北山,可制砚,销路甚广(铁岭志)。城东金坑青石、紫石可为砚(辽阳志)。”《全辽志》卷一,山川志载:“辽阳,平顶山,城东一百里, 其顶平广可耕稼。”遍查当时辽阳地图卷,城东一百里平顶山即为现本溪境内之平顶山。《辽阳县志》卷三十物产志载:“城东一百里金坑出青石、紫石水成岩可为砚。”这里所称的城东一百里金坑亦是在现本溪境内。上述史料证明,在清之前,辽宁的本溪、铁岭、辽阳已经以石制砚,由此可见,康熙的发现不足为怪。
辽砚石材简述

  论人讲人品,论石讲石品,“品质”二字一脉相通。今天辽砚之所以与名砚论剑比高低,乃是因为辽砚石材品高纯正,这源于产地辽宁本溪特殊地质结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本溪素以国家地质公园而闻名于世,其地质遗迹类型丰富,具有多样性、科学性、典型性、珍稀性和可观赏性。本溪水洞堪称世界上最长的“九曲银河”,是中国北方岩溶地貌的典型代表。举世闻名的本溪组层型剖面,是我国华北地台地层对比和国际石炭系对比的依据,具有重要的地质研究意 义。典型的地层接触关系,复杂的地质构造类型,丰富的矿产资源,奇特的地热异常带和壶穴群,多样的冷、温、热、矿泉等水资源类型,多期次的岩浆喷发旋回和旧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活动遗址,共同构成了一幅地质学的画卷长廊,成为从事教学科研和科普的“地学殿堂”。目前仅发现的各类矿产就达四十五种之多。本溪具有珍贵的地质资源遗产,有重大观赏价值和重要科学研究价值。有重要价值古生物化石遗迹,堪称具有国宝级化石。本溪素有“东北地质摇篮”、“天然地质博物馆”之称,由此也孕育了优质砚材。
位于本溪腹地的平山区桥头镇河东村小黄柏峪一带,盛产一种非常奇特的矿石,名曰“线石”,亦称“云石”。它形成于元古界,其石青紫相间、层理清楚,或在寸厚的紫云石中夹一层青云石,或在青云石中夹一层紫云石,宛如蓝天红霞。《奉天通志》物产篇描绘它:“青如碧玉,紫若沉檀”。这种石材的形成,经有关资料论证披露,是由上亿年的沉积演变而成,此种石材不仅外观美妙绝伦,而且质地细腻、坚硬(硬度在2.8-3.2度左右),具有抗酸、耐碱、抗腐蚀、抗风化、防辐射的特点,用它制成的砚“滑而不流墨、涩而不磨笔、养墨为群砚之首”。
《品埒端歙》一书则从岩石学的角度,论证了砚石的演变由来。“适合制砚的砚石主要是水成岩。凡由火成岩、片岩之碎屑、碎片及火山喷出物、生物遗骸等,经物理作用与化学作用,在水中沉积固结的岩体,即水成岩(沉积岩),或称为层岩。有其三个特性:一构成岩层;二能含化石;三具碎层状品性。“水成岩又分三类:一类是碎屑岩类,又名次层岩,由岩石之碎片、碎屑受风雨、流水之移动,辗转以达河海之底,日久胶结成岩石。一类是沉淀岩类,盖在海湾、河口或湖中,因水量蒸发、沉积而成。一类是生物岩,一部或全部为物质所成,或因生物之作用而生成者之岩石”。本溪桥头产“线石”正是一种典型的水成岩。
弄清桥头石的本质、种类、特征又离不开一个名字,那就是松花石。因为历史上将本溪桥头石与吉林松花石统称为松花石,直到清末民初才渐渐截然分开。我们有幸查阅到了刘祖林先生编著的《松花石砚》一书,他以最新、最近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专论了吉林通化产的松花石,对石坑种类做了详细记载,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证本溪桥头石有了鲜明对比和区分。从初步研究中,我们终于发现:或许出于东北的同脉系和同源性,本溪桥头石从品种上基本覆盖了吉林通化产松花石种类。主要品种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特色分明。产于吉林通化的松花石以绿色刷丝纹理和以云丝纹理为主,而本溪桥头石则以青紫两色层交叠云石为代表(亦称青紫云石或线石)。两者从石质、颜色 与纹理特征上有着天然的相同也有很大的区别。本溪桥头产绿刷丝纹石与吉林通化产的绿刷丝纹石完全相同,由于两地产石,有相当部分相同(除青紫云石本溪独有),至今仍有吉林同业人前来本溪桥头思山岭一带购石制砚(吉林松花石产量有限),本溪也仍有人用桥头石仿制清宫御用松花砚。
经历史与现实的检测认定,桥头石是一种沉积岩(即水成岩),主要产石地域在本溪桥头镇十里外的小黄柏峪村,当地人俗称“线石村”。《品埒端歙》一书论证了紫色中间有一线青色线石,或是在青色中间有一线紫色石。其中以四道线,每道线厚一厘米者最佳。这种青紫云石与故宫所藏松花石砚盒相近。
还有来自清末民初时日本人的实地调查。当年出于侵吞东北物产之目的,日本人调查出了辽宁本溪桥头和南芬两地山阴的溪谷中出产一种粘板岩,(是碎层岩中一支,也是一种水成岩),定名称为桥头石。
并依色泽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二、三至一寸余厚的暗紫色层和三、四分厚黑绿色层,整体的交互重叠的岩石,质地坚滑。第二类是仅为紫色层的岩石。第三类是绿色层和黄黑色层交互重叠的岩石。
综上所述,根据我们的实际调查和现存收集的桥头石种,大致可分为50余类。桥头石青紫云石为制砚上品,历代大家对桥头砚石品第的评价更是妙笔生花,赞不绝口。清朝的陈元龙称之为:“温润如玉,绀绿无无瑕,质坚而细,色嫩而纯,滑不拒墨,涩不滞笔,能使松烟浮艳,毫颖增辉。”《西清砚谱》中则评价为:“绿色光润细腻,品埒端歙。清圣祖甚至认为‘远胜绿端’。王世祯认为‘细润宜墨,类端溪之下岩’。”他还认为:“续作砚谱者,可将桥头石列于洮河石砚、歙州之龙尾山石砚、青州红丝石砚之上。(端溪下岩出产的制砚石材乃端石中的顶尖石品,歙州龙尾山石亦是歙石中的拔尖砚材)”。
由此看来,桥头石被称为稀世之宝能延续至今,却未能广传天下,这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清王朝素来认为东北是“龙兴之地”,凡是东北物产,有其绝对崇高的地位。康熙七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并实行“事前起索,过关记档”的手续。乾隆五年以维护“龙兴之地”,不许关内人民私自出关,并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发兵稽查,于是东北的商贾不能随意与关内互市。来自“龙兴之地”的桥头石只能为皇室制砚所用。因致桥头石不为世人广知流传,乃至后来的一鸣惊人。

辽砚艺术风格与特色

  辽砚是用北方独有青紫云石雕制而成,无疑,辽砚具有北方的艺术特色,它不仅彰显了地域文化的鲜明个性,又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历史上之所以有“南端北辽”之说,其指应是风格与石材的大不相同。辽砚,特别是今天的辽砚走的是一条与传承中突破创新的路,不搞千篇一律的重复制造,而是吸取其精华,传承其特色,发扬其长处,丰富其文化。在一个全面创新的层面上,成就其今日之辽砚的风采。
——追求大势之美的辽砚之风。辽砚,美在一个辽阔长天的“辽”字上,它概括了辽砚的气质特征,这特征正是北方民族的性格特征。这要从解读辽宁的历史说起。辽宁,地大物博的辽阔之地;辽宁,历史悠久的“龙兴”之地。作为清王朝的发祥之地,辽宁曾以“盛京”名扬天下,又以“奉天”名立关东。公元1929年,奉天正式定名为辽宁,取辽河永远安宁之意。辽砚追求辽阔豪放的气势之美,正是这一地域特色的彰显,在辽砚的制作上,无论从主体设计的宏观大气,还是相石相色的整体利用,都突破了小巧精细的制砚规律。不求“破石取精”,而是因形就势,大品天成。辽砚开创了新一代的巨型砚。如《龙腾盛世》、《万众一心》、《鱼跃砚》等,无不是就石成势,以势胜美。在逾米见方的巨石之上,俏用青紫云石的天然美色,完成了气象万千的宏观大制,可谓前无古人,开创了新派辽砚之先河。
因势利导,是辽砚设计理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辽砚的大势之美,美在巨石不破,以形成砚的整体大美,美在单一到多重,单色到重色。浮雕到立雕的多重技法的综合运用之美,而后始效者有了愈制愈大的风气。巨型辽砚,看似不究细节之微,但那枝枝叶叶,刀刀笔笔,虚虚实实都力求风格的统一完美。放大主题,而又紧扣主题,放开眼界,放手而为,自成体系,形成了以势胜美,独一无二的辽砚之风。
——追求龙主题的图腾文化。龙是大中华的象征,是民族图腾文化的代表。辽砚把雕制龙砚作为其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首先在设计风格上,辽砚解读了南北各派龙雕的艺术特色,准确定位。龙之所以作为大中华的象征,其古意在有“九五之尊”的概念,曾细分为“五齿皇帝龙”、“四齿皇族龙”、“三齿龙”等。从形式而言,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玉猪龙、蛇形龙、抽象龙等。从雕艺特色上区分有“南龙”的清秀、细腻、玲珑剔透的特点,“北龙”则具有雄浑大气、豪放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以民族个性和民族审美的共性,分析定位辽砚龙雕的鲜明特色——“活龙活现”。在艺术把握上追求龙的人格化,以龙的精神和灵性为表现主题,雕制出喻“龙为天”的神圣,以“龙为尊”的霸气,以“龙为祥”的和气。通过“龙”这一虚幻之物,揭示中国人对龙的审美共识,不求其形似,而求其神似,并延伸到民俗民情之中,从而有了《龙腾盛世》的巨砚,也有《龙凤呈祥》、《望子成龙》的民俗龙砚。而这龙一定要雕成其活灵活现的龙,其艺术表现为“活龙”的舞动之美,“活龙”的传神之美,“活龙”的变化之美。摒弃那种只求雕刻形表的“死龙”,没有神情的“呆龙”,张牙舞爪的“笨龙”,只求细节的“秀龙”,从而失去了龙的精神所在。
辽砚可以说是以龙雕而腾起扬名天下,龙所表现出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辽砚取得了成功。《万众一心》群龙巨砚作为辽砚龙雕的代表作,赢得了世人的泛赞誉,其艺术水准也自在其中。有龙必驾云,伴之龙砚主题,辽砚的云雕也可谓变化万千。那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芬芬的云,缥缈空灵。古以云为祥瑞之气,可谓庆云、喜气也。辽砚继承并创意“云势”之美,细数有行云、卧云、七巧云、四合云、如意云、和合云、蚕茧云、骨朵云、大勾云、小勾云等,大有“行云绵延似流水,卧云平摆像如意,大云连身通气,小云巧画生灵”。体现了龙以“云”活,云伴龙美的艺术效果。
——追求“时代砚”的收藏价值。任何时代的艺术都鲜明地留下了这一时代的特征,艺术也往往是时代的标志和见证。辽砚首创时代主题砚,形成自己的特色之一。创造性地运用保留发挥了砚文化的盎然古意和雍容的风韵,使人接受辽砚是从远古走来的现代艺术的瑰宝。遵循艺术自身规律,避开浅薄与直白,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创造时代巨砚,如迎澳门回归的《万众一心》砚、迎奥运的《辽砚奥运之星》、建军节的《闪闪红星砚》等,从而增加了辽砚的收藏纪念价值。在这一大胆的尝试和实践中,辽砚以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古老的艺术光辉,相映而成,更显其雄浑壮丽,底蕴丰富而意境宏大,也使砚文化在时代的需求中有了更强的艺术生命力。
——追求辽砚的“名片”效应。辽砚产于辽宁本溪,是这方热土培育了辽砚,是这里的山山水水丰美了辽砚。辽砚作为对外交流的“使者”,也最有责任和义务赞美家乡的名胜风景。辽砚不仅继承意境之美的风景砚雕制,更注重家乡美景的实景设计雕制,创造了一系列代表着辽宁本溪名胜古迹、山水丽景的地方特色砚。创意新颖,经典概括,逼真写实,先后创造完成了《沈阳故宫》、《五女山》、《本溪水洞》、《本溪枫叶》、《太子河》等本溪风景系列砚,使辽砚艺术与家乡的美景共生辉。
——追求诗情画意的“文砚”之美。扩展砚的艺术内涵。砚不仅是文人墨客丹青染翰的重要工具,而且有其很高的文化品位及书卷气质,反映着知识阶层的情趣、爱好及审美意识,这也是辽砚所追求的艺术特色之一。以诗词点睛,以书法美砚。有人称之为“诗砚一体”,诗就是砚,砚就是诗。辽砚倾心打造,力求每方砚的设计创造都有诗的韵味、书的高雅、歌的旋律、文的丰富、画的瑰丽。体现文砚的气质特征,传承砚铭的纪年、题名、赞颂、箴戒、述志、抒情、鉴赏、馈赠等内容。传承宋、明、清文人砚的特色,借书画、篆刻入砚,砚铭形式布局及刀法韵味与砚雕融为一体。辽砚中文砚的代表作有“竹简砚”系列,那酷似竹节的天然石色,或雕似竹、或雕似书,俏用绿色刷石纹理,扑面而来的书香之气沁人心扉。辽砚对雕刻文人砚的研究重在抓住“文气”特色,文人的清淡品格,近乎文人的写意表现,雕出不肯入俗,崇尚清高、飘逸的文人之风气。辽砚打造的每方“文人砚”上几乎都有题跋或名诗佳句,或即兴诗作,或赠言题赋的砚铭有其石上书法的特色。设计者章永军还时常现场为赠者即兴创作,表现“石上飞刀”,刻比写快的惊人技艺。
对“文砚”画面的设计风格上,辽砚追求开阔的意境之美,与具象的写实之美相结合,追求构图的艺术品位,突出文雅。通过山水、江月、云霞的空灵画面,拓展意境美的想象空间。通过松、梅、竹、兰写实、写意的画面,展示寓意之美。如此诗情画意以画抒意的砚饰创造,体现出文人砚的特质。让人收藏一方砚的同时,也如同收藏了一幅画,彰显其辽砚文化的独特魅力。
——追求砚盖纹饰的经典之美。辽砚以其砚盖的精美纹饰为特征,有别于其他砚种。辽砚所用石材的天然俏色,造就了辽砚砚盖的精美雕饰。以砚盖的雕刻与砚身纹饰天衣无缝的组合,更显其辽砚的立体高度,呈现其多层次的立体美感。“紫若沉檀”色的组合俏用,显其古朴深沉;“青如碧玉”色的组合俏用,显其纯净空远,这样突破了天然一体石雕的局限,实现了天然美色的组合创造。砚盖乃砚之“中心”,乃砚之“统领”,辽砚把功夫下在砚盖的雕刻上,润好“点睛之笔”,从而使辽砚观赏性得以大大提高。如《万众一心》巨砚的雕制,砚盖发挥了艺术亮点的作用。《唯吾独尊》砚,其砚盖的雕制精美绝伦让人过目难忘,可以说从清朝乾隆皇帝开始,已极为重视砚盖的精雕,已得到了广泛的审美认同,尤其在今天,观赏性增强,砚盖更为重要。
与此同时,辽砚还特别重视别具一格的套砚、立雕创造,从古砚的散池无盖到有盖砚,后开发到两层套砚,而今辽砚厂开发到三层套砚。可谓层层有景,景中有景,大砚套小砚,砚中有砚。而每层砚的雕制又与整方砚浑然一体,这样多层的立雕组合具有极强的观赏性和立体美感,增加了应用性,多功能于一体,当为辽砚的首创。

辽砚艺术传承与开发

  文化艺术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是战争、动乱、变故,文化总不能消失。砚文化艺术在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是一朵永不消失的浪花,无论古今,它都以自身的魅力而博得世人的青睐。今天,我们在传承辽砚文化的艺术研究与探索中,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对砚文化艺术的研究,不仅是对制砚材质的识别、对砚的欣赏,还是对注重砚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结合当今艺术形式的研究。
——首先是民族文化脉系的传承(不是一般意义的复制古董)。因为这其中经历了不同时代重大的发展和变故。今天的砚台在其应用价值逐步减退后,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价值和深厚的文化收藏价值却在迅速上升。基于此,对辽砚的研究、继承,不仅仅是停留在对这一曾流失砚种的发现,对其“身世”的考察,对其手工艺的继承,还是对其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扬,对更大的艺术价值的挖掘与开发。
章永军拜辽砚传承人80高龄的袁斌老人为师,不仅全面继承了辽砚的艺术风格、辽砚的艺术特色,而且还传承了袁斌老人对辽砚不断创新的艺术思想。辽砚拥有举世无双的石材特色,在这个特色上挖掘与开发,是当今对辽砚艺术最好的传承与发展,而今的辽砚制作人苦心孤诣,根据石材的天然纹理,在内容、意象、志趣上保留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集“南砚”的琢工精细与“北砚”的起伏豪放于一体,既强调细致处的精雕细刻,又注重了整体的节奏感和气势。
——传承御砚的风格体系。研究辽砚的风格脉系,离不开桥头石的雕制传承。在梳理了清三朝的传统制砚精华,辽砚又不拘于传统。《品埒端歙》一书以实物论述:“凡是同一朝之物,其雕琢风格常类似”。我们注意到了由于封建社会的皇权所致,每一时代的艺术审美均以皇上喜好为推崇,“清圣祖喜爱壶卢器,瓶、盘、杯、碗、罐,皆以壶卢模制而成”。我们研究整理了清代制砚在形制上的砚品种类,康、雍、乾三朝御用砚皆以长方形为主,兼有椭圆形、瓜形、笋形、木笔花形、鱼形、蚌形、仿古风字形、天然石子形等。最为发展的是风起于清朝的砚盖、砚盒雕饰和配制,其外形分别有瓜形、笋形、木笔花形、鱼形、蚌形与瓶形,砚形与盒形或盖形一致。还有雍正朝的不规则如意图形与蒲卢形,其砚盒皆随砚形所制。乾隆朝时,则有荷叶形,砚盒随形而变化。辽砚在继承这些精华的基础上,强调了砚盖的雕饰重点和外型的千变万化。在装饰方式上,辽砚传承了桥头石御用砚的纹饰。
——传承古画之风与仿古纹饰(勾云纹和回纹),辽砚继承了松、竹、梅题材的书画之风,传承了桃、灵芝等吉祥语意纹饰图案,全面传承了“乾隆朝桥头石盒盖仿古或吉祥图案纹饰”的特点。因为这正是中国人的审美认同,具有民族的认同感。其中袁氏辽砚风格传承比较全面,袁斌制作的辽砚具有传统的鲜明特色,而又体现不断的创新,千变万化又都不离吉祥富贵主题。在《品埒端歙》一书中曾指出: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制作文物时,其纹饰均交由如意馆书家设计图样,再交给工匠依稿完成。辽砚的画面设计,也体现出追求书画之风,加之雕工的灵活创造,努力成就一方砚就是一幅精美的画。这样,在传承中既有鲜明的“先朝遗风”,又有现代的创作特色,体现古今兼容并蓄的风格。
——因材施艺,因色施艺,突出观赏性的发展和创造。其实,最早在辽砚上实施艺术开发的是乾隆,这位文才武略的皇帝,对砚文化艺术的认识和发展远胜过他的先辈。尽管康熙把桥头石提升为砚材,但那还远不是对其艺术价值的赏识。只有乾隆,我们暂且不把他看作皇帝,他以其艺术家独特目光,对砚石进行了艺术开发,对辽砚艺术有了重大的改变和创新。《品埒端歙》记载:康熙、雍正两朝多用吉林的松花石制砚,而乾隆朝则常用紫色桥头石制砚。此三朝常用桥头石配制砚盒,除用子母口方式直接配制砚盖外,多数配带盖的砚盒。前二朝之盒身部分多用紫色桥头石雕琢,盒盖则多用紫绿相叠的桥头石制成。乾隆朝大多配以黄绿相叠之盖,盒身则以绿色为多。由此可见,是乾隆推崇用桥头石的天然美色和特殊结构配置砚盒,并以桥头石美妙的色彩变化雕饰精美的砚盖,应该说这是乾隆对桥头石制砚的重大挖掘和创新。乾隆不愧是一位文才兼备的皇帝,他的艺术目光超越了专宠于砚的局限,令他欣喜挚爱的是用桥头石雕制的插屏(《品埒端歙》已论证现存的清朝插屏均为桥头石所制)。运用桥头石双色重叠的特性,雕制出的精美插屏古朴芬芳。乾隆对此创举引为自豪,并吟诗作赋,美言赞之:“鱼儿舟作家,钓罢舟不系;横笛临风吹,悠然葛天世”,“鬼工磨刃剔山骨,女娲乏材补天窟”。
今天我们对辽砚的艺术传承与开发,重点放在因材施艺、因色施艺上。“因材施艺”也就是“因石施艺”,突破规矩,造型千变万化。因色施艺,也就是把文章做在石色的自然变化上,以色倾城,从而突出其工艺价值、美术价值、观赏价值、收藏价值。我们认为桥头石的价值已从“滑不拒墨,涩不滞笔”中,升华到天赐辽砚绝美之色的艺术层次。目前在国内还尚未发现砚材石中,有此点、线、面的天然色彩变化,这正是辽砚的特质与精美之处。在整体石上利用青云石层可雕做浮云、碧水或绿叶,利用紫云石层可雕做龙头、凤尾、花朵和房舍,在这双色的变幻层次中,体现精美绝伦的立体与色彩变化的艺术效果,表现其自然与艺术的交融之美。不用人为地艺术着色,一切美色均出天然,青云石可现碧空如洗,紫云石可谓色美如檀。辽砚雕饰无论是沧海、远帆、枯藤、寒梅;无论是丰荷、鱼跃、龙凤、牡丹,还是竹影婆娑、丹桂飘香;无论是江天浩渺还是锦云缥缈都以其天然石形石色纹理的变化,呈现立体之美。
——在传承中更注重艺术个性的张扬,不拘谨于传统艺术,又遵循艺术创作规律。辽砚倡导“随心所欲”的个性创作,尊重不同的艺术感觉和艺术灵感的表现,从而使辽砚的品种丰富多变,异彩纷呈。在十余年的探索实践中,本溪市辽砚厂先后开发创作了13大系列的砚品,如“龙凤系列”、“人物系列”、“动物系列”、“松梅竹系列”、“宝葫芦系列”、“花鸟鱼系列”、“山水系列”、“趣砚系列”、“奇石系列”、“茶海系列”等。在艺术风格、工艺特色上,还可区分为宫廷砚、文人砚、时代砚、民俗砚。每砚必有其砚沿、砚膛、砚池以保留其砚文化的标志。目前在辽砚艺术馆陈列的代表作有雕龙巨砚、飞天凤砚、国色牡丹砚、竹简文人砚、湖光山色砚、风清月荷砚、望子成龙砚、葫芦献宝砚、富贵吉祥砚、丹霞枫叶砚、水洞传奇砚、奥运之星砚、花好月圆砚、对月思乡砚、传统应用砚、礼品套砚、鱼跃龙门砚和各有标志的福、禄、财、寿砚等。本溪市辽砚厂还先后研发了云石壁挂、座屏、摆件、石雕画等,既不失传统美韵,又具有现代工艺特色。
——拓展砚材,开发新石种制砚。所有的艺术都是由最初的发现者成就而来,前人的发现,造就了后人的辉煌。而一代人总有一代人发现的使命。纵观历史,桥头石制砚仅为青紫云石、木纹石。辽砚厂在研究开发砚石材中,大胆地开发同产于桥头地域的灰绿色带有淡黄浅灰线的板石制砚;开发了青绿色通体带有灰、白、黄刷丝纹板岩制砚;开发了土黄色包浆的青云石制砚,花纹似云,别具特色;还大胆开发了各类天然造型不同的奇石制砚;开发了青云石中线石制砚,使色彩更有新变化;开发了通体紫檀色,有人鱼虚影的天龙石制砚,其纹理妙不可言。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辽砚的品种,把桥头石的开发利用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层面。
一代又一代的辽砚传承人执著于艺术的承接。如同火炬传递者,使辽砚在几度沉浮中香火不断。从最初的“埋名改姓”于皇宫御制,到后来的沉寂流失,从20世纪30年代的复兴到后来的失落重起,如此精美的艺术何以能延至如今的兴盛,这其中从袁斌老人到章永军就是承前启后的执炬传承者。研究辽砚艺术的传承与开发,离不开历史文化的传承,而纷繁多样的文化交融传递,又是我们难以止境的研究课题,我们只能尊重昨天,注重今天,开发明天,一切都在于发现,不断的发现之中。

辽砚的雕刻技艺
  砚乃“铁刀书画”,皆有神、妙、能、逸四品之说。神,则气势磅礴,出于天然;妙,则传承古制,力求创新;能,则发扬光大,自成体系;逸,则清雅淡远,秀美绝伦。辽砚的雕刻技法,可谓传承前人,博采众长,推陈出新。
对比名砚之一的端砚雕刻,是以石材的“眼”为特点,例如作品中的龙珠、花朵、太阳等均是以“眼”来创意及变化。而辽砚则是以点、线、面特点来根据石材的天然色彩施以刀工。雕刻一件作品时,首先是“相石”,要有一定的“相石”功夫,也就是艺术眼光。根据青紫云石红绿相间的层次变化,巧用色泽:绿层可刻云,红层可雕龙;或红层可雕鱼,绿层可刻水,从而达到对比鲜明、层次清晰的效果。如刻制宝葫芦系列砚时,紫色层可为葫芦,绿色层可为叶脉,使整个砚台在立体雕制中又呈现天然色彩变化。
从美学角度来说,总结辽砚雕刻有其三大特点:一是美色,从技艺上准确把握石材特色,注重对色彩变化的雕刻运用,“凭色施技”。二是美工,“就石造形”在雕刻中保留了其自然形态,体现返璞归真的效果。三是美观,突出观赏效果,根据其特殊石材上点、线、面进行随意发挥,不为固定模式所限,呈现 了辽砚的千变万化,丰富多彩。此三点作为辽砚雕刻的特点,有别于南方砚凭“点”发挥的艺术局限。
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开创辽砚独特的雕刻技法与技巧。辽砚传承人章永军等在继承辽砚传统浮雕技法上,开创了线雕、镂空雕、半圆雕以及立体雕等综合运用的雕制技艺,使辽砚在保留实用性的同时,突出了观赏性和收藏性。在雕刻龙砚主题时,突破了传统的龙砚浮雕,将“趴着”的龙,变为动式的龙。利用一方整体线石特有的层次、厚度、色彩,实施创新的立体雕艺,使龙逐渐腾飞了起来。紫云石层刻为龙爪,蹬在由绿云石层刻制的云彩上,龙头盖以紫色云石层雕制,龙身则以青色云石层雕制,砚膛则以深远框;半圆型弯刀用于雕刻砚池部位,使其圆润、光滑;方形木棒是用来击打刀柄加快其雕刻速度,缓冲刻刀对石材的震击力,防止石材断裂或刻刀损坏。同时辽砚厂还配置了现代的雕制设备,其中有电钻、吊磨快速钻孔、镂空,配合细节的手工雕刻,工作效率得以提高。
上蜡是辽砚制作的一道重要工序。上蜡目的在于养石、上光,既美化了石材,又起到了保护作用。一般采取的方法是蒸煮式上蜡,此种方式不会破坏砚石的材质。把制作好的砚石用蒸汽加热,当气温上升,石材温度均匀之后,其砚上的水分就会自然蒸发,然后取出上蜡,其中川蜡最佳,使辽砚具有光泽鲜艳、古韵鲜明、光美夺人的独家特色。
“石上飞刀”是章永军自创的题跋技艺。在雕好的砚背或特定的位置刻上砚铭,常即兴创作,配以诗句、赠言,使辽砚更具特色。的淡青云石层雕制,在一石之上如此自然色彩的优势把握,产生了神形兼备、更加生动鲜明的效果,使辽砚石雕赋予极强的艺术冲击力。
辽砚的雕制,还特别体现了因人、因需的刻意个性化设计制作,在追求共性需求的同时,更注重个性化需求的雕制。如职业类别的不同、级别关系的不同,身份、喜好的不同,甚至是属相、年龄的不同等千差万别的个性化需求进行专门的设计和雕制。每方砚的画面、寓意、刀法、技艺都有所不同,使辽砚的创作更有“独家、孤本”的风采和独特的收藏价值。
辽砚厂的雕制工具既有传统专用工具(石刻刀、凿),也有专用工具,如平面铲刀、斜面铲刀、月牙形铲刀、三角形铲刀、曲线形铲刀、直角刻刀、半圆 形弯刀、方形硬木棒等。平面铲刀是用来铲平砚膛,省力快捷;月牙形铲刀用来铲刻凹陷部分;三角形铲刀用来铲刻发丝鬓须、植物筋脉纹理;曲线形刻刀用于难走刀的镂空死角部位;直角刻刀用于冲凿大型外框;半圆型弯刀用于雕刻砚池部位,使其圆润、光滑;方形木棒是用来击打刀柄加快其雕刻速度,缓冲刻刀对石材的震击力,防止石材断裂或刻刀损坏。同时辽砚厂还配置了现代的雕制设备,其中有电钻、吊磨快速钻孔、镂空,配合细节的手工雕刻,工作效率得以提高。
上蜡是辽砚制作的一道重要工序。上蜡目的在于养石、上光,既美化了石材,又起到了保护作用。一般采取的方法是蒸煮式上蜡,此种方式不会破坏砚石的材质。把制作好的砚石用蒸汽加热,当气温上升,石材温度均匀之后,其砚上的水分就会自然蒸发,然后取出上蜡,其中川蜡最佳,使辽砚具有光泽鲜艳、古韵鲜明、光美夺人的独家特色。
“石上飞刀”是章永军自创的题跋技艺。在雕好的砚背或特定的位置刻上砚铭,常即兴创作,配以诗句、赠言,使辽砚更具特色。
辽砚价值及文化影响
  辽砚的价值说到底关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我们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这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东方故国所应有的姿态。谈到文化传承的形态有三种:一个叫物质形态,属物态文化;一个叫精神文化,是精神产品;还有一个就是方式文化,是体现在人民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当中的一些文化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总体是精神文化和方式文化的传承,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精神家园的守护。
我们欣喜地看到,仅仅在十几年间,辽砚文化蓬勃发展于辽东大地,辽砚文化以其自身特有魅力,复出于中华民族悠久的砚文化领域。辽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国家、省、市各级领导的广泛关注,也得到了海内外专家学者、同道业内人士和社会各界爱好者的热切呼应。辽砚以其自身的文化价值,担当了“文化使者”、“城市名片”的使命与角色,并作为“高贵的赠品”、“收藏至宝”而广泛传播。作为代表一个时代的艺术品,它展示了自身的艺术水平及时代风格,作为历史,它也将成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和时代的实物见证。若干年后,将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传承,必将被纳入民族的艺术宝库之中,其价值将随着岁月的流传,绵延无尽,历久价高。
2006年,以辽砚雕艺为首的本溪桥头石雕入选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标志着桥头石雕(辽砚技艺)经过严格的申报、审查,被辽宁省正式确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确立了桥头石雕的文化价值。其历史传承脉系清楚,认证资料全面系统。位于本溪西南10公里的平山区桥头镇系长白山余脉。桥头镇内黄柏峪村盛产青紫色云石,清王朝时曾统称为松花石,以此石为原料雕制的辽砚及工艺品闻名于世。清朝以来,以本溪桥头石材所制的砚,常用来赏赐官臣,此做法直延至民国时期。历史上桥头产青紫云石不但可雕刻砚台,还用来雕刻屏风、茶具、座屏等欣赏品实用品。事实证明于上世纪30年代的本溪桥头为制砚名镇。记载有袁景云砚台铺、杨宝信砚台铺、孟凡忱砚台铺;还有日本人桥本、丸子、石井等开的砚台铺。已非一家一户所为,而形成了从业的艺术群体,所用之材均为本溪桥头青紫云石、木纹石等,这就从石材本质上确定了辽砚的“同质性”、“同源性”。所不同的是雕制风格的不同,各有千秋,作品品位的不同,设计理念的不同,开发方向的不同,价值体现的不同。本溪市辽砚厂提出“以艺养艺”愿与所有辽砚的从艺者、经营者,互助共勉,从热爱珍惜辽砚的大前提出发,相互取长补短,共生共荣,不做有损于辽砚艺术本身的事情。时刻鞭策自己作为文化遗产艺术品的传承制作者、经营者应具有的历史责任感。遵循艺术规律,追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崇尚艺术家所应有的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
我们注意到了关于辽砚历史、冠名的一些不同说法。我们认为辽砚所用之石均为桥头青、紫云石,这是不争的事实。砚名以产地冠名,也是不争的事实,辽砚自然名副其实。其实,辽砚也好,其它艺术种类也好,究其历史渊源,无论是“官窑”御制,还是“花开民间”,都不是单凭“出身”、“血统”而能标榜其艺术身价的,那是一种商业炒作。所谓的“御用”,那只能是一种历史与过去的艺术,无论这艺术曾有多经典与辉煌,那只是过去人的创造。而今天衡量其传承艺术的价值所在,只能凭今天传承、创造的艺术质量、艺术品位、艺术水准、艺术风格和艺术造诣等。谁都无法“替代”于谁,谁也无法“覆盖”于谁,所遵循的艺术规律只能是优胜劣汰,推陈出新。
我们理解今天的辽砚,应该是传承、创新的辽砚,是不断发展、壮大的辽砚,我们没有理由“傍附”在过去的辉煌,或孤芳自赏而裹足不前。我们应该把目光从过去转向未来。天赐辽砚,情系辽砚。愿辽砚同道者,盛世兴砚,铁刀书画,神、妙、能、逸,共著辽砚新华章。